教科文组织专家呼吁禁止就牵涉到遗传种系的人类DNA进行修改并鼓励公众对此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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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文组织专家呼吁禁止就牵涉到遗传种系的人类DNA进行修改并鼓励公众对此进行讨论。教科文组织网站图片

非常视点 基因编辑“造人”可以开绿灯了?

此次会议的讨论核心是一项名为CRISPR-Cas9的基因“编辑”新技术。该技术让科学家可以简单高效地插入、删除和修改DNA。

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International Bioethics
Committee)近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举行有关人类基因与人权问题的会议。来自各国的科学家、哲学家、律师和政府部长们呼吁禁止对牵涉到人类种系的基因进行修改。专家们还呼吁就人类染色体进行基因修改问题在公众中进行广泛的辩论。

张田勘

基因组编辑技术的最新进展让生物体特定基因序列的修改变得更简单、更快捷、更精准。这一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动植物研究,并已开始涉足人类基因组。这些技术革新有可能为多种严重疾病提供医学解决方案,但也同时引起了诸如“设计婴儿”和胚胎编辑等伦理问题。Crisp
cas
9技术的发展加重了公众对于应用此类技术所带来的社会、文化、法律和伦理层面影响的担忧。

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在会议闭幕时发表的“重新思考人类基因与人权”的报告指出,科学发展给遗传性疾病的基因筛查和检测、基因治疗、在医学研究领域使用胚胎干细胞以及以医学或非医学为目的可能进行的克隆和基因修改敞开了大门。报告强调,对人类基因组的干预应该只能被允许用于预防、诊断和治疗,而不能进行任何影响后代遗传的基因修改。

英国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近日发布报告说,在充分考虑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影响的条件下,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修改人体胚胎、精子或卵细胞细胞核中的DNA“伦理上可接受”。

为纪念国际生物伦理学委员会成立25周年以及政府间生物伦理委员会和科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会成立20周年,以此类关注为议题的系列活动近期正在举办,其中包括9月12日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的“基因组编辑:伦理为何重要”圆桌会议。该活动由日本教育、文化、体育与科技部提供资金支持,邀请了英国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委员会副主任Peter
Mills博士、巴黎第二大学教授Jennifer
Merchant博士、法国国家生命科学与健康联盟生命科学分子与基础结构研究所所长Carine
Giovannangeli博士。讨论会由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伦理委员会主席Hervé
Chneiweiss教授主持。

报告指出,基因疗法可能成为医学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但这一领域的发展引发诸多严重关切,特别是人类基因组的修改是否适用于对生殖系统进行遗传性修改,而所进行的遗传性修改将会影响子孙后代。

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并非政府机构,而是一家相当于民间智库的独立机构,着重关注生物与医学技术进步过程中出现的伦理困境。该协会发布的最新报告《基因编辑和人类生殖:社会与伦理问题》指出,基因编辑工具代表生殖选择的一种“全新方法”,将对个人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为了让听众简单了解该技术并介绍可能的讨论热点,Giovannangeli博士首先发言介绍了其科学思考,包括基因组编辑的可能性与局限性。随后,Merchant博士详细介绍了基因组修改及其应用于人类基因的伦理和社会问题。

随着科学的迅速发展,一种有效的基因组修改新技术使科学家对DNA的插入、移除和更改DNA变得更为简便,为治疗或制止包括癌症在内的疾病带来前景,但基因组修改也可以改变DNA,如可以决定婴儿眼睛的颜色等。

一家独立机构基于调查研究而得出基因编辑“造人”在“伦理上可接受”的结论是否能为社会广泛认同,可能并不乐观。但是,这至少反映了一种社会趋势,一些人认为,可以为基因剪刀“造人”开绿灯。

Jennifer Merchant
博士说:“无论何种人类基因组编辑,在应用前必须绝对确保其安全性及功效,尤其是要确定利大于弊。”

教科文组织2005年通过的《全球生物伦理与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Bioethics and Human
Rights)强调,人类基因组是人类遗产的一部分,在此方面需要对人类尊严、人权和基本自由予以尊重。

国际社会对基因编辑婴儿从一开始就是坚定的红灯警示,现在却有人准备开绿灯,这个转折过程的时间之短令人吃惊。2015年,中山大学副教授黄军就因团队进行胚胎基因编辑遭到国际生物医学界的反对。当时有人预测,世界上首次诞生基因编辑活产婴儿可能还要50-100年。但是,从那时到现在才三年,就已经有人呼吁为基因编辑婴儿开绿灯了,这是否意味着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为时不远呢?

最后,Peter
Mills博士基于英国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委员会的报告探讨了遗传性基因组编辑的社会和伦理问题。会后的问答环节十分热烈。

成立于1993年的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由36名独立专家组成,致力于生命科学及其应用的研究以确保对人类文明和自由的尊重,这是全球唯一的有关生物伦理学思考的论坛。

基因编辑“造人”技术具有巨大的社会需求和实用性。目前已知有超过4000种遗传性单基因疾病,影响全球超过1%的新生儿。从理论上讲,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帮助预防这些疾病,让每个家庭都获得健康婴儿。这显然比胎儿出生前的基因检测更先进。胎儿基因检测有异常,后续的处理只是流产掉有缺陷的胎儿,但基因编辑可在检测出有基因异常后进行致病基因的修改,或在更早的时候对精子和卵子中的致病基因进行编辑修改,以保证健康后代的出生。

“基因组编辑:伦理为何重要”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未来几年为庆祝生物伦理科学反思25周年系列圆桌会议的开端。教科文组织将突显用到基因组编辑技术、并会对动植物和环境产生影响的当前和潜在的研究和应用领域,并将这些问题纳入公众讨论。

不过,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提出基因编辑婴儿“伦理上可接受”的同时,给予了严格的限定条件。其一,基因编辑婴儿必须确保并符合未来出生婴儿的福祉;其二,符合社会的正义和团结,不会增加歧视和分裂。这两个条件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复杂和困难。

仅仅从技术上看,基因编辑要符合婴儿的福祉就是一个难题。黄军等人对胚胎修改β地中海贫血的致病基因时,试验了86个废弃胚胎细胞,最终只有28个基因被成功编辑修改,成功率约为33%。显然,这个成功率并不足以获得安全性和成功率的保障,也让人们对此技术抱有疑虑。

现在,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有“基因魔剪”之称的CRISPR-Cas9基因组编辑技术并不精准,脱靶率较高。这也意味着,如果使用基因剪刀修改致病基因,如地中海贫血的致病基因,也有可能把正常的基因也剪掉;或者导致胚胎或生殖细胞上的基因发生重组,导致残障婴儿的出生,毁灭婴儿的福祉。因此,基因编辑婴儿技术如果没有100%的准确性,尚不可能用于临床“造人”。

另一方面,即便技术有保障,基因编辑技术被批准用于“造人”之前,还需要专业界和社会对它的应用和各种潜在可能性进行广泛而充分地讨论;而且需要深入和全面的研究来建立临床安全标准,制定相应的监控和审核措施;还要充分评估它对个人、群体和社会的负面影响,到最后才可能立法。

以英国而言,目前允许人体胚胎研究,但英国法律不允许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后移植入子宫。因此,即便伦理和技术都为基因编辑“造人”开绿灯,但要让法律开绿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