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保护建立在文化自觉之上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即致力于城市文化和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特别专注于对中国传统村落的的保护与发展。9月12日,冯骥才在中国文联大讲堂做了一场关于文化自觉与先觉的报告,提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中华文化的携带者”,并指出在转型期间的当代中国,文化上充满内在的冲突与活力、问题与希望,文化现象无比纷繁。如何认识文化自觉与先觉?如何做好传统文化的保护?传统古村落对于我们意义何在?本刊就此采访了冯骥才。只有自觉是不够的,还要有先觉《绿海副刊》:文化自觉作为社会发展的必须,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费孝通先生曾为其定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您在媒体采访和撰文中又多次提到“文化先觉”,这两个概念之间有何区别?我们应该怎么认识文化自觉和文化先觉?冯骥才:文化自觉是清醒地认识到文化与文明的意义和必不可少。然而,对于知识界来说,只有自觉是不够的,还要有先觉。在全社会的文化自觉中,最先自觉的应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要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沿,关切整个文化的现状、问题与走向,敏锐地觉察到社会进程中崭露出来的富于积极和进步意义的文化潮头,或是负面的倾向。当然,不只是发现它、提出它、判定它,还要推动它或纠正它,一句话——承担它,主动而积极地去引领文化的走向。文化先觉与文化自觉有所不同。文化自觉的要求具有普遍性,而文化先觉——由于它具有发现性、进取性、引领性,它的要求似乎更高一层;但它又是知识分子所要具备的。它不是某个人一定具备的,却是知识界必须具备的。或者说,知识分子本来就应有这种先觉性。失去这种责任和性质就不再是知识分子,而只是“有知识的人”。《绿海副刊》:您说过“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中华文化的携带者”,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在我们生活中的意义,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文化的自觉。冯骥才:我们这一代人身处历史的迅速变化之中,从原来的农耕社会向工业进行转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化,从原有比较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传承中断,但你不会马上感觉到。精神的事物一定是不知不觉地在不经意中出来。在这个时候谁觉悟得早,谁就会给我们多留下一点东西。今年春天,我在牛津大学给中国留学生演讲,我跟学生说,大年三十晚上如果因为有事回不到家,回不了国,你给你爸妈打电话连声音都跟平时不一样,特别亲切,为什么呢?这是你身上中华民族DNA发作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中华文化的携带者,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这个自觉。我们整个文化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对我们自己传统的淡漠,因为长时间的淡漠而产生的无知。我们的民间艺术、音乐、歌舞、戏剧,我们各式各样传统的村落在消亡,没有人去保护它,保卫它。只有少数的人,有心的人去做。文化先觉就是应该主动地关切我们的文化现状。我们不知道的永远比我们知道的多《绿海副刊》:您一直在负责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整理工作,木板年画、剪纸、唐卡、口头文学……你曾经说过这是一件“盘点家底”的工作,现在这项工作进展如何?冯骥才:作为我们中华民族一员,作为文化人,特别是我们做民族文化传承事业的人,不知道我们的家底怎么行?我们怎么样对后代负责?所以,我们要对中华大地上960万平方公里,56个民族的一切民间文化做一个地毯式的普查,盘清我们的家底,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不能绕过不能回避的使命。我们现在做了十年,基本上把我们国家的非遗名录搞清楚了,总的加起来超过一万项,我们各个民族创造的非常灿烂的多样的文化。我们不知道的永远比我们知道的多,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地方。我们的文化的创造力太重要了,我们有责任让我们后代拥有这些,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后代失去这些。《绿海副刊》:传统村落保护是近年来您工作的重点。有数据显示在2000年时,我国自然村总数为363万个,到了2010年,总数便锐减为271万个。十年内减少90万个自然村。对于我们这个传统的农耕国家可是个“惊天”数字。如此巨量的村落消失的原因是什么?冯骥才: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城市扩张和工业发展突飞猛进,大批农民入城务工,人员与劳动力向城镇大量转移,致使村落的生产生活瓦解,空巢化严重。近十年我们在各地考察民间文化时,亲眼目睹这一剧变对村落生态影响之强烈与深切,已经出现了人去村空——从“空巢”到“弃巢”的景象。二是城市较为优越的新的生活方式,成为愈来愈多年轻一代农民倾心的选择。许多在城市长期务工的年轻一代农民,已在城市安居和定居,村落的消解势所必然。三是城镇化。它直接致使村落消失。这也是近十年村落急速消亡最主要的缘由。在由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村落的减少与消亡是正常的,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城镇化是农村发展的重要方向与途径,世界也是这样。但不能因此,我们对村落的文明财富就可以不知底数,不留家底,粗率地大破大立,致使文明传统及其传承受到粗暴的伤害。《绿海副刊》:传统村落的存在对于我们人类意味着什么?冯骥才:首先,传统村落兼有着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互相融合、互相依存,同属一个文化与审美的基因,是一个独特的整体。过去,我们曾经片面地把一些传统村落归入物质文化遗产范畴,这样便会只注重保护乡土建筑和历史景观,忽略了村落灵魂性的精神文化内涵,最终导致村落魂飞魄散,徒具躯壳,形存实亡。传统村落的遗产保护必须是整体保护。其次,传统村落的精神遗产不仅包括各类“非遗”,还有大量独特的历史记忆、宗族传衍、俚语方言、乡约乡规、生产方式等等,它们作为一种独自的精神文化内涵,因村落的存在而存在,并使村落传统厚重鲜活,还是村落中各种非遗不能脱离的“生命土壤”。传统村落还有另一层意义——它是许多少数民族的所在地。不少少数民族没有文字,没有精英文化,只有民间文化。他们现在的所在地往往就是他们原始的聚居地。他们全部的历史、文化与记忆都在他们世袭的村寨里。村寨就是他们的根。少数民族生活在他们的村寨里,更生活在他们自己创造的文化里。如果他们传统的村寨瓦解了,文化消散了,这个民族也就名存实亡,不复存在。我们有权利看着少数民族从我们眼中消失吗?从遗产学角度看,传统村落是另一类遗产。它是一种生活生产中的遗产,也是饱含着传统的生产和生活。为此,对它的保护一直是个巨大的难题。传统村落保护必须以法为据《绿海副刊》:近年来,随着传统村落的消亡日益加剧,不少大学、研究单位和社会团体频频召开“古村落保护研讨会”和相关论坛,以谋求为这些古老家园安身于当代的良策;不少志愿者深入濒危的古村进行抢救性的考察和记录;一些地方政府在“古村落保护”上做出可贵的尝试。您如何看待?冯骥才:尽管这些尝试颇具创意,应被看好,但还只是地方个案性和个人自发性的努力,尚不能从根本上破解传统村落整体身陷的困局。2012年4月,国家四部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启动了中国传统村落的调查,汇总出我国现存的具有传统性质的村落近一万二千个。四部局成立了由建筑学、民俗学、规划学、艺术学、遗产学、人类学等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评审《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进入名录的传统村落将成为国家保护的重点。评定的着眼点为历史建筑、选址与格局、非遗三个方面。如今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对传统村落进行过全面盘点。我们这样做,与我们数千年农耕历史是相衬的,也是必需的。它体现我国作为东方一个文化大国深远的文化眼光和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自尊,以及致力坚守与传承中华文明传统的意志。《绿海副刊》:希腊、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在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中所采取了一些方法,如在不改变街区历史格局、尺度和建筑外墙的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改造内部的使用功能,使历史街区内的生活质量大大提高。我们如何才能协调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冯骥才:首先,保护传统村落决不是原封不动。村落进入当代,生产和生活都要现代化。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完全可以做到两全其美。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不但不矛盾,反而可以和谐统一,互为动力。其原则是,尊重历史和创造性地发展,缺一不可。只有传统村落生活质量得到提高,宜于人居,人们生活其中感到舒适方便,其保护才会更加牢靠。现今世界上有一种愈来愈流行的做法叫做“露天博物馆”,就是把这些零散而无法单独保护的遗存移到异地,集中一起保护;同时,还将一些掌握着传统手工的艺人请进来,组成一个活态的“历史空间”——露天博物馆。其次,一些经典、有特色、适合旅游的传统村落可以成为旅游去处,但不能把旅游作为传统村落的唯一出路。联合国对文化遗产采取的态度是“利用”,而不是“开发”。利用是指在确保历史真实性和发挥其文化的精神功能与文化魅力的前提下获得经济收益;开发则是一心为赚钱而对遗产妄加改造,造成破坏。坦率地说,这种对遗产的“开发”等同“图财害命”,必须避免。《绿海副刊》:当国家传统村落名录确定下来,保护工作随之就会开始。对于保护工作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冯骥才:首先,建立法规和监督机制。传统村落保护必须有法律保证,有法可依,以法为据,立法是首要的;还要明文确定保护范围与标准,以及监督条例。管辖村落的地方政府必需签署保护承诺书,地方官员是指定责任人。同时,必不可少的是建立监督与执法的机制。我国现在的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同时有监督和执法机制,比较健全;非遗保护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但缺乏监督和执法机制,问题较大。如果没有监督与执法,法律文件最终会成为一纸空文。由于传统村落依然是生活社区,处于动态的变化中,保护难度大,只有长期不懈的负责任的监督才能真正保护好。此外,传统村落的保护不能只停留在政府与专家的层面上,更应该是村民自觉的行动。所以接下来一项根本的工作是提高人们的文化自觉和自信。传统村落保护刚刚开始,还有待于系统化、法治化和科学化;它需要相关的理论支持和理论建设,需要全民共识和各界支持,需要知识界的创造性的奉献,以使传统村落既不在急骤的时代转型期间被甩落与扬弃,也不被唯利是图的市场开发得面目全非。

冯骥才,浙江宁波人,
祖籍浙江慈溪,1942年生于天津;当代著名作家、文学家、艺术家,著名民间文艺家、民间艺术工作者;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天津大学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文学自由谈》杂志和《艺术家》杂志主编,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2009年1月16日被国务院聘为国务院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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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萄注册 ,11月初,“硕果如花——十年中国木版年画普查成果展”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展出。冯先生为该展览写下寄语:“现在可以说了,我们收获的果实,如花一般的鲜艳和芬芳。”这是让所有人,尤其是文化界和知识界感到兴奋的事情,他却说“在文化上,自己是个失败的人”。知识分子那种对于乡土文化的深切情怀使得他对民间文化保护的现状而焦虑,无奈之后是更奋力的主动追赶,在城镇化到来的“狂风”之前,为未来留下记忆。正如冯先生所言:“对于生命、历史,如果你不能延续它,你一定要记录它。”

(《天津日报》2018年06月11日07版)

1 为未来记录历史

前天和昨天,“花满青藤──非遗传承在校园”系列活动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举行,国务院参事、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著名作家冯骥才对记者说,文化遗产日是个什么日子?实际上就是我们老百姓与自己文化亲近的日子。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日,“十年中国木版年画普查成果展”成功举行,“中国木版年画数据库建设及口述史方法论再研究”也获得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立项,首先向您及研究院表示祝贺,请您介绍一下木版年画普查及数据库建设的具体情况。

每个人都是民间文化的传承人

冯骥才: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抢救工程的龙头项目,中国木版年画抢救工程于2002年率先发动,经过十年不懈的努力,终于将遍布中华大地的木版年画家底进行了梳理,并出版了《中国木版年画集成》22卷,包括《俄罗斯藏品卷》和《日本藏品卷》。俄罗斯学者对中国年画的研究早于我国学术界,大量丰富的历史作品(主要是清末民初的年画)收藏于俄罗斯各大博物馆。日本一些博物馆所藏清代早中期的姑苏版桃花坞年画,如今在我国已极为罕见。

既然是自己的文化,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亲近?冯骥才解释说,民间文化本来是我们的生活文化,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也是民间文化的传承人。国家的1372项非遗项目,其中一部分,比如传统节日就与我们密切相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统节日的携带者,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节日文化的传承人。我们既然都是文化的传承人,生活在我们的文化中,受恩惠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语言、思维、传统的观念、道德、审美都来自文化,为何还要与它亲近?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因为我们身处人类历史上重大的文明转型期,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转化。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文化离我们远去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要有新的生活方式,要创造新的文化,文化一定要不断地更新。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倒水不能把孩子也一块倒掉,人类原有的上一个历史阶段积累的文化财富必须要继承,我们要把珍贵的文化留下来,把传统留下来。

这是年画史上空前的文化举动,是当代文化界与知识界文化责任与情怀令人信服的表达。特别是这次大普查,所采取的全国性的统一学术规范与科学设计的调查方法,在社会转型期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中具有启示乃至示范意义,是集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和美术学等学科的综合调查。在普查手段上融合了传统的文字、摄影、录音、录像,同时口述史和视觉人类学等学科的调查手段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了解民间文化究竟要了解什么

木版年画的保护行动主要突出四点: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木版年画产地的文化生态建设、工艺样式的保护和传承以及木版年画的数字化保护。数字化保护是进一步运用数字信息技术,汇集木版年画“基因式”信息采集成果,对木版年画的核心工艺和丰富图式进行全程模拟再现,并运用数字化技术对相关历史、人文生态进行模拟复原,形成理论解析的整体构架。即使在千百年后,我们仍可以实现现实中复原年画本体的可能。

冯骥才说,20世纪80年代,欧洲开始有了一种方式,就是文化遗产日,后来我们国家吸收进来,建立了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日。在这个日子里,我们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挖掘或者说亲近文化。亲近的方式各式各样,有一种方式是把民间文化的代表和领军人请来,与他们亲近。了解民间文化究竟要了解什么?我们看民间文化,跟平日看时尚文化不一样,我们是看我们的传统,不光看制作的技艺,关键是看他们做这些东西时,他们的情感,他们独特的审美,他们跟自己文化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

记录是一种保护,甚至是首要的保护。在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最关键的是对传承人的保护,而传承人的记忆大多是通过口传的方式传播,将口传落实到文字,对当前的中国木版年画的传承和保护意义重大,所以在建立年画数据库的同时进行代表性传承人的口述史调查和研究成为必然。

我认为,精英文化很难代表地域性,真正代表地域特点的是民间文化。听山东评书能懂得齐鲁大地,听苏州评弹能知道江南人什么情怀,听天津的京韵大鼓就知道码头文化是什么味道。我们要从中体会不同乡土地域的文化和美。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知道在“十年中国木版年画普查成果展”开幕式上,中国民协副主席潘鲁生代表国内外专家学者发布了中国木版年画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言,是不是我们已经做了必胜的准备?

全民都有了“非遗”的概念

冯骥才:是的,我们的年画实在太灿烂了,而且具有世界性的广泛价值。我们拥有十年的调研资料和研究成果,16个申报国家级“非遗”的原产地,一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有研究基地、博物馆、藏品库、数据库等一整套硬件,还有一支久经考验的专家学者队伍。在此基础上,将由中国民协牵头,整合基地、学者和传承人资源,由16个国家级产地共同申报。申报工作将首先提请文化部批示认可,并组织专家学者编写资料,再由“非遗”保护中心书写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提交的申报书。希望以申报为手段,达到中国木版年画的保护目的。

现在文化遗产日一点点搞起来了。第一个方面,我们把文化家底盘清了,我们用了十几年时间基本知道中华大地上到底有多少民间文化,国家级非遗1372项,省市一级超过1万项,加上县级超过3万项,中华大地五千年创造的、现在还留下来保持活态的民间文化,这个家底我们弄清楚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么清楚,这是我们作为文化大国、文明古国应该引以为骄傲的。

能在世界“非遗”公约签订前就开始木版年画的普查工作,得益于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我们用了十年时间把全国的木版年画家底都调查清楚、梳理清楚,做到了心里有数才开始申报世界“非遗”,因为把事情做扎实了才更有信心。中国木版年画申遗,有利于中国民间艺术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我们要让中国最好的文化“走出去”。

第二个方面,是全民都有了“非遗”的概念,十几年前是没有这概念的,通过我们的努力,老百姓知道了还有一种多彩多姿、我们为之骄傲的文化在生活里闪烁着光彩。

2 文化就得踏踏实实做事

第三个方面,是学界已经把民间文化的研究、保护、弘扬作为使命。我们国家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保护体系,从非遗名录到遗产日,从非遗法到各个地方建立的非遗博物馆,从一系列的传承人保护方式到一整套保护的制度,已经比较完备。当然还有很多让我们忧虑和纠结的问题,民间文化还在不断受到冲击,但我们一直是在往前走的,传统也渐渐在生活中显示和发挥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收集、整理过程中,您认为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什么?

我们应该自觉地亲近自己的文化

冯骥才:首先是应该立足田野,即与我们的文化共命运。民间文化在田野,不在书斋。专家应该在产业和市场的前面做源头记录的工作。我们保护文化遗产,不是拿它发财,而是要留给后人共享。我们必须要让后人知道我们原来的东西是什么样子。在城镇化进程中,我们需要记录。自始至终伫立于田野之中,才使得中国木版年画普查成果达到如此厚重与充分。

昨天下午,冯骥才在“文化先觉与文化自觉──‘非遗’本土化道路三人谈”讲座中也谈到,人类对遗产的认识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认识的遗产,是父母留下的珍贵的有纪念价值的东西;第二个阶段是把公共的东西比如历史建筑、街区、习俗等等视作遗产,这是社会文明的进步,说明人类开始用文明的眼光去看那些宝贵、应该继承的东西,也就是说有了遗产眼光。遗产眼光是纯精神的,不存在开发。只有现代人才会有遗产眼光,只有现代文明才会有遗产概念,这是个文明概念,也是现代社会文明人的心灵生活。我们应该自觉地亲近自己的文化,果真这样,文化遗产日才可以说真正扎下了根。如果政府不举办各种活动,遗产日就无声无息,说明遗产日还没有在百姓中扎根,全民也还没有真正认识到遗产日的意义。我们这个社会最缺少的就是纯粹,包括对文化的纯粹,对遗产的纯粹,还包括知识分子的纯粹等等。

其次要为民间文化作学术的支撑。知识分子最知道我们五千年的精华是什么,也知道什么是我们文化真正繁荣的源泉。任何文化都分为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两种,精英文化是经典的,而民间文化是需要专家帮助和支持的。如果没有专家支撑,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自己并不了解该文化的重要性,需要专家来解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有1000多项,据我了解,起码2/3的文化遗产背后是没有专家支撑的。

冯骥才说,我希望今后在文化遗产日这一天,各个社会单位以及社区,人们能够非常自觉自愿地结合在一起,亲近自己的文化,温习自己祖先的生活方式,欣赏过往的历史和文明。只有达到了这样的境界,才可称为真正的、全民的文化自觉。我也希望非遗能通过我们的不断倡导、发掘和弘扬,最终回到我们身上,并使其发扬光大。

当社会过于功利的时候,文化良知就要成为强音,专家学者要在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勇于承担责任,走进民间帮助艺人传承与弘扬民间艺术,这也是知识分子的时代担当。

本报记者 周凡恺

我经常会问:“我们是不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文化意志?”现在的“非遗”保护经常会和“政绩”结合,转化成GDP,这就失去了其推进文明及繁荣自身的重要使命。

天津日报:

最后一点是呼唤文化自觉。如何避免“文化自觉”变成一个空洞的口号?我认为,文化自觉就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和文明于人类的意义必不可少。我曾经呼吁:当社会迷惘的时候,知识分子应当先清醒。知识分子对社会文明和精神负有责任,没有责任感就会浑然不知,有责任感必然深有觉察,这便说到了知识分子的本质之一,即先觉性。先觉才会自觉,或者说自觉本身就是一种先觉。我们说责任,当然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而是要去承担。保护不仅是专家的保护,而是要去促进全民的保护。

(编辑 靳莹 赵紫玉)

3 “非遗后时代”的保护才刚开始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怎样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关系?

冯骥才:从表现形式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体可分为“可进入市场的”和“不可进入市场的”两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进入市场并进行商业化经营,关键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自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产业化开发确有矛盾的一面,但只要将“保护”与“开发”工作分开来做,就很容易实现双赢。

现在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非遗”就是一种资源,推到市场就是保护和发展,甚至出现不合规律的“打造”,使其失去了文化内含。

把遗产挖掘出来进入名录并不是终极目标,真正的保护其实是刚刚开始。这之后,我称之为“非遗后时代”,这时的重要任务就是科学保护、广泛传播、利用弘扬和学术理论支撑这四方面的工作。我们应该趁文化源头还存在的时候绕开市场直接进入。理论研究阶段有两点要义:“生活创造,文化认识”和“民间创造,精英挑选”。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是百姓在生活中创造的民间文化,但要从文化的高度认识,以精英的眼光挑选,才能去芜存菁,找出真正有保护价值的珍品。这样,将来民间文化一旦进入市场,我们还知道其最原始、原汁原味的样子。中国很多传统文化都是传统手工业性质,如果不按照原有的产业性质发展,而是作为文化资源去追求利润最大化就会变质了。以陕西皮影为例,进入了“非遗”名录,一些地方就不再使用手工刻制皮影,而是用机器压制、批量生产,手工的性质发生改变,文化遗产实际上也就变质了。文化保护与产业发展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使人们生活得更快乐,而不仅仅是在经济上争先后。

4 民众才是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国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方针的指导下,“非遗”保护该怎样坚持文化自觉呢?

冯骥才:知识界提出的对“非遗”保护的观念与种种措施都得到了国家的认同。但在现实中,问题最大的还是在政府的执行层面上。长期以来重经济、轻文化的观念,致使文化在经济社会中处于弱势。几场明星云集的文化节和一大片斥资数亿的文化场馆不会在真正意义上使文化得到保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民众才是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而我们——无论是政府、商界还是专家学者,都应该以局外人的身份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当中。这其中,政府的定位是统筹管理,学术界是科学指导,而商界则是在科学保护基础之上进行适度参与,政府、学界、商界,任何一方的过度参与,都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主传承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都存在于民间文化中,民间文化既是现代民族国家整体文化的基石,也是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基石,是一种文化生命。当前,我们必须调整现代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对保持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进行通盘考虑,遵循民间文化的内在理路,以本土民俗文化的有序开发促进中国整体性文化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实现民俗文化与现代经济之间的张力性共存。

我们现在常把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并提,这十分必要。这两个概念密切相关同时又有各自的内涵。文化自觉是真正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和自觉地承担;文化自信的关键是确实懂得中华文化所具有的高度和在人类文明中的价值。否则自信由何而来?当前文化发展存在两大障碍,一是文化政绩化,另一个是文化产业化。文化直接影响着社会文明与全民素质,不能为了畅销、票房、收视率,为了利润的最大化和“疯狂的GDP”而放弃文化固有的尊严。

5 “临终抢救”是时代的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把当前文化的抢救比喻为“临终抢救”,是不是还有着什么重要的警示意义?

冯骥才:“临终抢救”是个医学用语,用在文化上表明我们的文化遗产遇到了新麻烦、大麻烦。我们要抢救的是民间文化遗产,而民间文化遗产是指农耕时代所创造的文化财富。民间文化包含很广泛,它包括农耕时代民间的文化形态、文化方式、文化产品等一切物质和非物质的遗存。我以为,抢救比研究更重要,对于文化仅仅有科学理性是不够的,如果只是不自觉地注入人文的情怀和人文精神,那么就等于将文化主动抛弃。

例如中国的古村落,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可是没等我们去认真翻阅它,它就在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大潮中消失不见了。我担心“旧村改造”的口号重演当年的“旧城改造”,造成文化的失忆。目前全国有230万个村庄,普查显示,依旧保存与自然相融合的村落规划、代表性民居、经典建筑、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村落,现在还剩两三个;而在2005年时,这个数据还是5000个。

一个发生在身边的典型例子就是杨柳青著名的画乡“南乡三十六村”,曾经“家家能点染,户户善丹青”,就在今年初,在城镇化的建设中瞬间消失了,我见证了它的苏醒和最终的消失,心里是很痛苦的,但毕竟我们作了一次“临终抢救”。我们还对山东地区古村落作了一个调查,调查以后的结果非常吃惊,现今一座完整的古村落也没有了。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商机和政绩的不良追求,一些地方打着新农村和城镇化的幌子唯利是图、盲目蛮干,后果是在不自觉中消灭了传统文化。

中国古村落正在进入一个空前的消亡加速期,古村落不仅有它的历史文化价值、研究价值、见证价值、学术价值、审美价值、欣赏价值,最重要的一个价值是它的精神价值。温总理在今年9月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对于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以及文化传统的保护中存在三个问题。首先,现在有些地方不顾农民合法权益,搞强制拆迁,把农民赶上楼,丢掉的不仅是古村落,连现代农村的风光都没有了。其次,在城市建设中“拆了真的建了假的”。大批真的物质遗产被拆毁,然后又花很多钱建了许多假的东西。最后就是城市的设计不是从这个地区文化的特点出发。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应该怎样加强对古村落的保护?

冯骥才:对古村落的保护,我认为可以通过四种形式来加强:首先是分区形式,保持原有古村落不变,在旁边建设村民居住生活的新区,保留古村落的原汁原味;其次是民居博物馆形式,把分散的经典建筑和文化要素向一处集中,以集聚效应加强保护;再次是景观形式,在保留古村落架构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加固、整修或开发,部分可用作旅游资源;最后是原生态形式,彻底保持当地的原生态生活。

最近十年,古村落快速消失,个别古村落以“可资旅游”的理由存在下来,成为地方卖点,这种结果是可悲的。没有文化记忆和精神,这些地方只是一个物质性的空壳而已。物质文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一个村落进入旅游开发程序后,按照商业规律进行改造,符合商业运作规律就被保留下来,如果不符合商业规律的就被忽略,文化被肢解,不再是原来的面貌。因此,古村落保护是未来十年中国文化最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