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新干商墓青铜器群 揭秘殷商文明史

近年来,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在商王朝中心区以外的地区,特别是长江流域,不断有新的重要考古发现,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和瑞昌铜岭商周古铜矿采炼遗址就是其中突出的实例,这些发现不仅大大提高了我们对殷商文化的认识,并且给“中原中心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事实告诉我们,殷商文明史的研究,除需要继续深入纵向的对殷商文化自己研究外,当前更需要加强横向的对殷商王朝周边地区青铜文化的研究,对中华文明的又一摇篮长江流域的远古文明同样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

1989年冬发现和发掘的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墓葬,出土各种随葬品近二千件套,其中青铜器四百八十四件,居南方各地出土商代青铜器之首。这些青铜器亮相于世,引起世界各国青铜器专家、商史学者的极大关注。

图片 1

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器,提出的学术问题包罗这批青铜器的形制、特点、年代、性质、族属及其与中原商王朝青铜器的干系,还有由此而引出的江南的商代文明、南方青铜文化的渊源、商代南方和中原交通的干系、商王朝的边境、商代青铜开采与冶炼问题等等。

在“中国南方青铜器暨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对新干大洋洲商墓的青铜器进行了重点探讨,探究这批青铜器的形制、年代、性质、族属及其与中原商王朝青铜器的关系等,有些学者因此推及江南的商代文明、南方青铜文化的渊源、商代南方和中原交通的关系、商王朝的疆域、商代青铜开采与冶炼问题等,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藏礼于器下篇

新干大洋洲出土的480余件青铜器,数量集中,品类繁多,铸工精良,特色鲜明,堪称中国南方青铜器的典型代表。特别有在重新认识江南先秦历史方面的重要学术价值。

图片 2

首博《望郡吉安》新干大洋洲商代青铜系列四

新干这批青铜器据其造型与纹饰特点,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中原型,其造型、纹饰、风格与中原地区的同类器物一模一样,如柱足圆腹鼎,方卣、扁夔足鼎等;第二类为“融合型,其基本造型、结构与中原器物类似,但多少带有土著地方特色,如大方鼎、扁虎足鼎、大等;第三类为“土著型,即完全是土著特色,肯定是本地生产的青铜礼器,如折肩鬲、鎛、铙等。这三类器物中,以“融合型最多,“土著型最少,且这两类礼器上都装饰有浓厚地方气息的燕尾纹、编织纹、变体兽面纹、阴刻雷纹和立体圆雕虎等动物形象。这些事实既表明黄河流域高度发财的青铜文明曾给予南方地区极其强烈的影响,也说明南方地区土著居民对先进的中原文化并非全部照搬硬套,而是有所改造、创新;有些则可在本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探寻到它的渊源。这种地方特色浓郁的文化面貌差异程度地体现出土著民族的心理观念、社会意识、信仰崇拜及其审美情趣。

大洋洲遗存规模,相当于河南安阳殷墟商代晚期的中型墓。其墓室形状是长方形竖穴,有椁室。在椁室内发现二十四枚人牙,经鉴定,属于三个不同个体:分别为1—1.5岁幼儿、1卜11岁儿童和20—30岁的成年人。

第一单元 南国厚土

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器群犹如一座蕴含丰富的文化宝库,大大开扩了对南方殷商时代文化的认识视野:

发现的文物均分布在椁室范围内,总计一千九百余件套。包括四百八十余件青铜器,一千零七十二件套玉器,三百五十六件陶器和部分骨器等。

今天,远眺吉安市的“北大门”——新干县大洋洲镇,水草丰美、土地连绵,似乎一切都是安静的。时光推移到1989年的9月,这里发现了可与中原殷商文明媲美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新干大洋洲”从此载入了教科书。失落的文明,吉金重光,一座神秘而玄幻的王国就此走入人们的眼帘。

1、它以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充分展示其文明的发财和繁荣程度。这一文明的重要标志是:青铜农具加入农业生产领域,农业生产已达到不仅可供直接生产者的需要,并且促进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并出现了一个用强制手段管理和组织必然地域内人群的权力机构,担负对剩余产品的私有制守护和生产资料的再分配。当时已有一批脱离直接生产的手工业匠人、商人、官员、军人、巫师等,并出现以阶级对立为核心的社会分层现象。

青铜器分六类,为五十四件礼乐器,二百七十三件兵器,一百二十七件工具,其他为生活用具。根据器形与纹饰特点,这些青铜器又分为三种类型,即“中原型”“融合型”“土着型”。“中原型”器物的造型、纹饰、

这里,邦畿肇域,中原商文化如春风化雨般浸润。

2、探讨江南地区商代青铜文化的渊源,认为存在有两条途径,世界风俗网,它们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一方面,在其产生和发展历程中曾受到中原地区发财的青铜文化的影响、浸润和有力推动;另一方面,这种文化的孕育和产生、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繁盛的历史。

风格与中原地区的同类器完全一致,包括柱足圆腹鼎、扁夔足鼎、方自、南、饭、狐、瓶、壶、四羊尊等礼器,带铭文的戈等兵器;“融合型”器物的基本造型、结构与“中原型”器物类似,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具有当地特征,包括大方鼎、扁足虎鼎等;“土着型”顾名思义,即完全具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包括折肩鬲、铙、镂等。三种类型的器物中,“融合型”最多,“土着型”最少,且“中原型”与“融合型”的器物有些接近于郑州商代二里岗上层期——商早期的同类器形,更多的则接近于殷墟的同类器形。

这里,四海之一,本地文化的基因孕育着南土之美。

3、新干出土器物展现的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彼此交融的历史图景,揭示出早在商代两大河流域的文化交流已经相当密切,北南交通颇为通畅;中原商王朝与地处江西新干的方国之间的交通早已开辟,并通过中原幅射到更远的地方,有力地促进了两大河流域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

玉器有礼器三十四件,包括琮、璧、环等;仪仗器七件,包括戈、矛等;装饰品九百三十四件套,包括佩饰和镶嵌饰物。其中两组“玉组佩”分别由玉璧、神人兽面环及玉璧、玉串珠等组成。从玉质看,有新疆和田玉、陕西蓝田玉、辽宁岫玉、河南密玉和独山玉、浙江青田玉,并有产自湖北郧县竹山的绿松石。

展开剩余85%

4、新干商墓探讨商代青铜开采、冶炼的问题。新干、吴城发现的成批青铜器,其铸造技术是很高的,有些大型器具是先分铸部件然后再合铸而成的;从商代遗址发现的大批石范、铜渣、木炭及炼炉遗迹判断,这些青铜器就是在本地铸造的,事实证明当时赣江鄱阳湖地区有着进步的青铜冶铸业。而冶铸青铜器需要大量铜矿原料,赣北瑞昌铜岭矿冶遗址为探明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陶器可以分为六类,包括炊器鬲、鼎、釜等,食器罐、尊、豆、盆等,以殷式鬲为大宗,计一百二十五件,生产工具有纺轮、锛范等。其中釉陶和原始瓷器约占陶器总数的20%。独具特色的器物包括小口折肩罐、筒形器等。

这里,汇聚文化支流,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连接在一起。

5、新干商墓及青铜器群,为探讨当时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先民的族属及文化特征提供了依据。一种意见认为商周时期活跃在这一地区的是古扬越族,也有意见认为是古干越族。这里的商代文化有几大土著特色:别具特点的生产工具;造型特异的器物群;丰富多样的几何印纹陶器;运用广泛的釉陶和原始瓷器;古老的早期青铜铸造工艺;有一批难以释读而已失传的文字。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青铜文化有两大特色:即崇尚猛虎形象,又注重铸造武器、工具等实用青铜器。

骨器种类比较单一,主要是镞。

望郡吉安”文物精品展在首都博物馆举办。此次展品共计280件,分别来自江西省博物馆馆藏一级文物61件、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藏革命文物10件、吉安市博物馆及各县博物馆馆藏二级以上文物209件。缔造吉安文明的商代“新干大洋洲”、宋元时期江西地区满誉海外的“吉州窑”、“文章节义并重”的吉安庐陵文化等展品全景式地展现吉安的历史文化。

6、新干商墓青铜器上的猛虎形象,既不是图腾的形象,与虎方也没有一定的联系,但它与商周时期流行的其它动物纹样一样,是沟通天地神人的中介;装饰在耳部等醒目部位,可能与本地人们的习尚有关,目的是让神祗看得更清楚,以便更能起到沟通神人的作用。

那么,大洋洲遗存的属性是什么,自发现之日起就争论不休。主要有墓葬、祭祀坑、“沉埋”几种说法。

新干县大洋洲

7、新干商墓探讨鸟图腾、蛙崇拜,青铜器纹饰与神话传说的干系。在中国东方及东南方存在着一支比北方黄河流域先民更崇尚鸟类的氏族或部族,直到商周时期,甚至到春秋时期以后,这种习尚仍很明显。这支氏族或部族的文化与中华炎黄文化的干系密切不可分,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新干出土的蛙形玉饰表现先民一种古老的原始崇拜,反映了从事稻作农业的民族祈雨祷水,以确保收成的美好愿望。商代青铜器上谲奇怪异的纹饰,是远古神话的具体展现。远古的神话和商代的祭祀内容繁富,青铜器上各种纹饰并不是某一种崇拜的简单写照,它是远古人类对神的复杂的理解的综合反映,是人类对威力、恭敬、公直、吉祥的寄托。

持大洋洲是墓葬的观点者较多,其中包括参加考古发掘的考古人员。他们认为大洋洲遗存的棺椁迹象表明,这是一种长方形的竖穴墓室:有椁室,东西两端有二层台,墓内有朱砂、有殉人,并随葬大枇青铜器、玉器、陶器等实用品。这与中原地区殷商奴隶主贵族墓的葬制特点相近,因而应该是一处墓葬。从随葬习俗推测,这是一处晚商时期的方国诸侯墓。

新干商代大墓所在沙丘,实为干江水古河道,现西濒赣江仅1公里,其东五公里处为牛头城商代遗址,西越赣江约20公里处为著名的吴城商代遗址。经发掘,该墓为商代大墓,有一棺一椁,椁室东西长8.22米,两端有
2层台。共出土文物1500余件共出土商代青铜器486件,玉器754件,陶器356件,骨器5件。其中国宝级文物5件,国家一级文物23件。文物中以青铜器最为引人注目,其数量之多、造型之奇、纹饰之美、铸工之精,为全国所罕见,被专家称为“江南青铜王国”。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发掘,一举改写了商周时期被称为蛮夷之地的江南历史,充分证明远在三千多年前赣江——鄱阳湖流域就有了高度发达的青铜发明。它的发现,是我国江南考古的一项重大突破。

持“祭祀坑说”的学者们认为,新干大洋洲遗存置身沙地,与古人“择高而葬”的习俗相悖,而且所发现的器物上至二里岗上层,下到商晚期,时间跨度如此大,不会是某一个人某一时代所能拥有的东西。发现的各种器物似乎也不在同一个平面上。参照史籍相关记载,此处不可能是墓葬,只能是商周时期的一处巫觋祭祀坑。

大洋洲墓所出青铜器,工艺精美,品种繁多。粗略加以分类,礼器中的食器有鼎、鬲、甗、簋、豆、匕等,酒器有罍、瓿、卣、壶、瓒、勺等,乐器有镈、大铙,兵器有胄、钺、戈、戟、矛、长刀、短剑、镞等,用器有杖首、炭箕、厨刀等,工具有斧、钻、凿、刻刀等,农具有耜、臿、犁、镰等。

持“沉埋说”的学者主要从地质变迁角度阐述对该遗存的看法。他们认为,当时可能因为某种现在无法知道的特殊原因,使得成批器物沉埋在江湖中,逐渐被泥沙吞噬,而若干年后遭遇不测,再次发生沉埋,因而形成遗存现状。

从出土陶器看,大洋洲墓相当吴城文化二期
。墓中青铜器不少带有商文化二里冈期的特点,如大方鼎,除立耳上饰有伏虎外,形制纹饰及制作工艺都和河南郑州的出土品一致;三足提梁壶形制类似陕西城固龙头镇的壶;大钺花纹布局类似湖北黄陂盘龙城的钺。还有一些青铜器则有商代文化殷墟早期的特点。大洋洲墓青铜器还有不少大型器物,例如大方鼎通高97厘米,重49.2千克,形制宏伟,大甗通高110厘米,重78千克。

遗存的属性尚未定论,墓主人的身份问题已被提了出来。对一千九百余件器物的特征进行分析后,关于墓主人的身份便有了各执一词的说法。

有些青铜器异常精美,例如,有一件方卣,通高29厘米,细颈方腹,提梁贴靠颈侧,梁端为龙首形,盖钮与梁间有蛇形绊链,器饰饕餮纹,圈足饰镂空云纹,腹面有孔,内部有十字形管道,底部也是双层,便于用炭火或沸水加温;还有一件饕餮纹小方鼎,底部也是双层,两底间的腹面设一小门,可以向上揭开,将炭火置入加热。这两件器物达到商代青铜工艺的最高水平,结构复杂,铸造的方法有待鉴定研究。青铜器的装饰工艺也较发达。一部分戈的内部有嵌绿松石的花纹。

有人认为,大洋洲墓葬的葬制除与同时代的中原墓有相同之处外,

大洋洲墓的青铜器多成组成套,有的器种有若干件,例如夔形足的扁足鼎有大小不同30多件。与鼎配合使用的匕,也有多件,重叠放置。大洋洲墓中有一些象征统治者权威的器物,如象征兵刑权力的大钺。还有瓒,前部形如粗矮的觚,高17厘米,后有长柄,系举行隆重的裸礼时所用,甚为罕见。

更有许多不同,主要表现在:中原商墓的底部中央一般有腰坑,内埋狗或殉人,大洋洲则没有;中原地区奴隶主墓葬中普遍有相当数量的殉人,大洋洲则只发现三个人,而且两个为小孩,反差极为明显;中原地区奴隶主墓中,随葬青铜器以礼器为主,其次是兵器和工具,大洋洲墓则以工具、兵器为主,礼器少,且两者的青铜礼器组合明显不同。综上所述,大洋洲墓主应该是晚商时期的方国诸侯,而且是土着首领。

图片 3

另有一些学者,如徐心希撰文《试论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群的族属及相关问题》认为:新干大洋洲商墓族属当为百越的一支——干越。该族属具有十分发达的青铜文化,崇尚猛虎形象,并注重铸造兵器、手工业工具。

图片 4

李昆撰文《试论新干商墓的几个问题》,通过对大洋洲出土青铜器的诸多虎纹装饰和文物组合特征’论证了“大洋洲墓主可能是‘虎方’或商王朝异姓分封的‘侯虎’方国”。“这个方国的统治者或许就是‘亚雀’或其一支’还有人认为大洋洲墓主是中原南来的侯伯一类人物。

图片 5

由于大洋洲遗存没有地层关系,其年代是依据文化内涵、青铜器和陶器的特征等推断出来的,因而同样形成了如下几种意见:

图片 6

“二里岗上层”说。依据青铜器中有许多器形和花纹特征与商代二里岗上层铜器相同而得出;而虎纹装饰、器物表面的饕餮纹旁多衬云雷纹等特殊现象,都是该地区青铜器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图片 7

“商晚期”说。根据青铜器虽可划分为等同商代的早、中、晚时期,但最多的属于商晚期时器而认定的。

图片 8

还有人通过把大洋洲出土的所有铜器分为早、中、晚三期,再将不同时期铜器与中原商代墓出土铜器相对比,得出更具体的时代,即“商代后期早段的吴城二期”。

图片 9

此外,还有人认为“它是殷墟一期偏晚阶段的一座大墓”等。

图片 10

大洋洲遗存出土的铜、玉、陶器的共性是:既有与中原商文化所属物相同的特征,又有将中原文化融合于自身创作中的因素。但二者是如何交流沟通的呢?是夏商之际南迁的夏遗民流入江西土着人中,将中原地区发达的青铜文化技术传播给他们,还是中原商代青铜文化自北而南,一步步渗透、推进到那里的?

图片 11

对于后者,不少人持赞同态度,并就此找出相应论据,如新干铜鬲与在湖南征集到的一件铜鬲非常接近;大洋洲遗存有很多以虎为装饰的器物,尤其是伏鸟虎形器,而湖南也曾发现过虎食人铜卣等。这似可说明,江西、湖南的商代文化有某种联系。然而,这并不足以说明江西的商代文化就是通过湖南而间接吸收中原文化的。

图片 12

二者也可能通过战争为媒介达到沟通与交流,这从带铭文的铜戈中可以寻得蛛丝马迹。这种铭文的铜戈在殷墟也曾发现过,而且殷墟发现的其他青铜器上也有此铭文,经考证,这是一个徽族的标记。由此说明,大洋洲出土的铭文青铜戈肯定是从中原传过去的。

图片 13

没有更多的考古发现、古文献记载可以说明在新干大洋洲的考古发现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可谓谜团重重。

图片 14

更多未解之谜推荐阅读:

图片 15

图片 16

图片 17

图片 18

图片 19

图片 20

图片 21

图片 22

图片 23

图片 24

图片 25

图片 26

图片 27

图片 28

图片 29

图片 30

图片 31

图片 32

图片 33

图片 34

图片 35

图片 36

图片 37

图片 38

图片 39

图片 40

图片 41

图片 42

图片 43

图片 44

图片 45

图片 46

图片 47

图片 48

图片 49

图片 50

图片 51

图片 52

图片 1

图片 54

图片 55

图片 56

图片均为乐艺会艺术图库资料,版权所有

文字编辑自展览资讯

欢迎订阅转发

谢绝不经同意擅自拷贝图文至自己公微号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