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葡萄娱乐姜义华:“礼治”的当代意义

新葡萄娱乐 1仲富兰著:《图说中国人生礼仪》,学林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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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葡萄娱乐 2中国民俗学通论

仲富兰教授主持编撰的《图说中国人生礼仪》一书终于完成,将由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隆重推出,文史研究馆沈飞德副馆长要我一定要写几句,说明一下编撰这部著作的原委。

姜义华  

卷一:民俗文化论

2014年9月16日,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举办的第五届敬老崇文论坛上,我有一个重视礼治建设的发言,谈到中国很早便已形成家庭、社会自组织、国家三个层次的伦理性实体,从夏礼、殷礼算起,礼在中国已有4000年历史。在中华文化体系中,“礼仪”一直是中国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文化力量,是中国人特定意识、精神、制度、规范、行为、习俗的总和。礼所凸显的责任伦理,包括对个体生命的爱护,对家庭的珍惜和尽责,对社会交往和各社会自组织的关心和担当,对国家及天下的守护和忠贞。近百年来,中国传统礼治、传统责任伦理接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在浴火中经受了涅槃与重生。面对网络时代的新挑战,礼治有助于重建个人、家庭、社会、国家这些伦理性实体的整体性、稳定性、确定性。华东师范大学仲富兰教授也作了发言,认为充分发展与传承充满德性修养、仪轨意识、推己及人的礼仪文化,不仅有助于促进社会有序发展,而且通过将社会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伦理道德意识的直觉要求,可以大大提升中国人的公民素质,从而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伟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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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富兰 (作者)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对当代中国如何通过礼仪文化建设,使礼治和德治、法治互相配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人们日常生活和行为习惯之中,专门成立了“礼仪文化研究中心”,并商定组织编写一套图文并茂的《中国礼仪》,商请仲富兰教授负责具体筹划。

“礼治”的当代意义 ——姜义华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敬老崇文论坛的讲演

基本信息

新葡萄娱乐 ,仲富兰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后长时间供职于上海新闻媒体,曾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高级记者,接触基层生活、接触草根民众较多,很早就对中国民俗文化产生浓厚兴趣。1986—1987年就发起成立上海市民俗文化学社,1988年9月成立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一直担任会长。在成立民俗文化学社与民俗文化学会时,他都曾拉着我给帮着敲敲边鼓,因此,我们较早就有了交往。2001年,他的4卷本《图说中国百年社会生活变迁》出版时,还让我写了一篇序。转到华东师范大学任教以后,他继续坚持中国民俗文化研究,多所贡献。

  
礼治,被混同于旧礼教,在上世纪初倡导新文化而同旧礼教决裂时被一并抛弃,差不多已经一个世纪了。在谋求建立近代法治国家时,德治、礼治都曾被当成和法治截然不相容的东西,而遭到全盘否定。其实,这既是对德治与礼治的误解,也是对法治的误解。要了解礼治的当代意义,必须正确认识礼与礼治的根本性质,礼治与德治、礼治与法治的内在联系,以及礼和礼治在维系当代各伦理性实体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出版社: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5年4月1日平装: 276页语种:
简体中文开本: 16ISBN: 7309107292条形码: 9787309107296商品尺寸: 22.8 x
15.8 x 1.6 cm 商品重量: 358 g 品牌: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文并茂的《中国礼仪》究竟该怎么编撰?仲富兰教授先后提出好几个方案。中国号称“自伏牺以来,五礼始彰;尧舜之时,五礼咸备”,五礼,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西周以来的礼制,在礼学专著《周礼》《仪礼》《礼记》有较为完整的反映。其后,历代礼书大多卷册浩繁,如唐萧嵩撰《大唐开元礼》150卷,宋欧阳修撰《太常因革礼》83卷,宋郑居中撰《政和五礼新仪》230卷,金张玮撰《大金集礼》40卷,明徐一夔撰《明集礼》53卷,清来保撰《大清通礼》50卷,清徐松辑《中兴礼书》247卷、《中兴礼书续编》66卷,近代以来,礼制的变迁,更是空前。将这些礼一一作系统的整理与解读,不仅工作量过大,而且,一般读者也不会感兴趣,因为它们大多离现代人生活太远。现在呈现在读者手中的这部《图说中国人生礼仪》,是仲富兰教授对中国传统礼仪文化作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之后,深思熟虑的结果。

   核心观点

内容简介

这部著作有两个极为鲜明的特点。

  
伦理与道德、伦理与法理、法理与道德之间的歧义乃至冲突,现今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这就要求礼与礼治必须进行再创造。让礼和礼治成为现代国家德治与法治的得力辅弼,是当代中国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民俗学通论》是作者仲富兰多年来潜心专研中国民俗学的一部全面、系统、创新的力作。为了写好这部著作,作者整整耗费了三十年的心血,从田野调查到遍读当代和前人的民俗学著作,作者站在学科前沿和一个比较高的层次,以较开阔的视野,率先提出了构架民俗文化论的理沦框架,逐步形成了民俗传播沦、民俗资源沦的理论观点,有别于前人和传统的民俗学理论体系。对于中国民俗学学科建没是一个宝贵的贡献,具有填补学科空白的意义,不论是民俗学者还是民俗文化爱好者,都会从中受益。本卷是民俗文化论。

其一,本书所选择的是继续广泛流行于民间、活跃于人们日常生活中、为人们所熟悉因而特别亲切的各种礼仪。

   礼:贯串于伦理性实体的制度化责任伦理

作者简介

我认为,奠定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中国很早就已形成家庭、社会自组织、国家三个层次的伦理性实体。家庭(包括个人的身体和生命在内)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细胞;广泛存在的社会自组织,包括家族、宗族、亲友、乡里、同窗、同门、同事等,他们经常互相交错、互相重叠,不仅为家庭的存在提供多方面的保障,而且构成了国家由以成立的根柢;国家以王朝、皇室、宰辅、郡县为代表,它如果不能适应家庭和社会自组织的需求,就会被更迭。在中国,礼,从根本上说,就是依托家庭、社会、国家这些伦理性实体,借助于包括丧、祭、射、御、冠、昏、朝、聘等各种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礼仪,使每个社会成员在潜移默化中自觉承担起必要的伦理责任,以保障各层面的伦理性实体稳定、有序地运行。

  
西方各国倡导的法治,无论是源于边沁功利主义的英美法系,还是源于《罗马法》的大陆法系,在实践过程中,同强大的宗教力量的现实存在及宗教信仰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深入渗透,从来都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英美分析法学派力图分割法律与道德的联系,但清教徒精神支撑着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与崛起,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为克服这种二元分裂状态,黑格尔在他的名著《法哲学原理》中将理想中的现代国家与现代法治分成形式的法、主观意志的法、实定法三个层面。形式的法就是指成文法,主观意志的法即道德,实定法能够贯通法律与道德,它指现实的伦理制度,包括婚姻、家庭、市民社会、等级、国家。在黑格尔那里,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是伦理观念发展的三个阶段。黑格尔认为,人们的行为不是在宗教生活中,而是只有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这些伦理性实体中经受住了考验,才能获得真正的正当性。

  仲富兰,男,汉族,上海市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社联委员、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著有《中华风物探源》、《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现代民俗流变》、《民俗与文化杂谈》、《上海史迹与风土》、《图说中国近百年社会生活变迁》、《文化寻根》、《中国通•风俗礼仪》、《中国神秘文化百科知识》、《民俗传播学》、《江南民俗》、《老镜头:中国百年风物与民俗过眼录》等30多部著作,另有大量论著和文章散见于海内外报章杂志。

《礼记·礼运》从人这一生命体的根本特征论及人们在家庭、社会及国家等伦理性实体中必须承担起相应的伦理责任,绝不是随意为之,“必知于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礼运》就此具体解释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礼的作用,就是治人七情,修人十义,成人利,去人患。

  
黑格尔关于法治内涵的这一理想的三分法,自然是立足于欧洲和德国的社会与历史,但和中国历史上德治、礼治、法治三者必须互相结合确实有某种契合。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但不少法国启蒙思想家曾注意到中国历来融道德、礼仪、法律、风俗习惯于一体的治国特点,注意到中国历来以家庭、社会、国家这三大伦理性实体的伦理制度。

目录

于此可知,礼,不仅是国家的自觉行为,更是各种社会自组织的自觉行为,是每个家庭的自觉行为,是伴随着每个人生命成长全过程的自觉行为。只要国家仍然存在,社会联系、社会自组织仍然存在,家庭仍然存在,人的身体与生命仍然存在,礼就不会缺位。《礼运》因此告诫说:“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故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

  
中国很早就已形成家庭、社会自组织、国家三个层次的伦理性实体。家庭(包括个人的身体和生命在内)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细胞;广泛存在的社会自组织,包括家族、宗族、亲友、乡里、同窗、同门、同事等,经常互相交错、互相重叠,不仅为家庭的存在提供多方面的保障,而且构成了国家由以成立的基础;国家以王朝、皇室、宰辅、郡县为代表,它如果不能适应家庭和社会自组织的需求,就会被更迭。尽管中国传统的伦理实体结构和黑格尔的构想不完全相同,但就每一伦理性实体内部都有其特定的运行规则,这一点上是相似的。在中国,礼,从根本上说,就是依托家庭、社会、国家这些伦理性实体,借助于包括丧、祭、射、御、冠、昏、朝、聘等各种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礼仪,使每个社会成员在潜移默化中自觉承担起必要的伦理责任,以保障各层面的伦理性实体稳定、有序地运行。

绪论
建构中国民俗学的理论支点一、写在前面的话二、中国民俗学建构的艰难历程三、从文学到文化的跨越四、民俗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五、融合与交叉:走向新的综合第一章
民俗的本质与对象第一节
民俗与民俗的本原一、何谓民俗?二、主体文化选择的结果三、选择导致民俗的多样性四、透视社会生活的广角镜第二节
对民俗特质的表述一、民俗语源与中国人的译述二、众说歧出的民俗定义三、民俗的基本问题四、文化属性及其定义表述第三节
学科存在的两个理论前提一、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特性二、物态与非物态的中介联系三、民俗学研究的品格第四节
多维视野中的民俗研究一、趋吉避害的民俗基因二、与时俱进的民俗心态三、推陈出新的民俗变迁四、物我交融的民俗生活第二章
民俗学研究与整体民俗观第一节
民俗层级与文化视角一、民俗文化学的提出二、民俗学本体的三个层级三、民俗学本体的研究视角第二节
关子整体的民俗观一、人类生活的文化结晶二、现实的人与社会的统一三、民俗分析的四大要素四、诸要素的衍化与整合第三节
历久弥新的学科特色一、边缘横断综合的现在之学二、个性世俗互渗的发展流向三、单向双向多向的交叉层面第三章
民俗的结构与功能第一节
点面结合的民俗结构一、民俗富有个性的文化事象二、从个体到模式三、民俗模式成因的外在结构四、场理论与民俗的组合系统第二节
隐显互动的复合形态一、内核与外壳的互显互动二、意象与言象的意义交集三、心知与禁忌的外化呈现四、思维与表征的领悟暗示第三节
民俗的功能分析一、表象与功能的状态转换二、趋利避害的人心调节三、维系稳定的世道规范第四章
中国民俗的性质与特征第一节
民俗土壤和生态分析一、山川凝浩气,物华启人文二、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三、天下为家,家国一体四、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第二节
中国民俗的性质分析一、符号迁移的滞缓效应二、物化象征的传情达意三、复合隐喻的约定俗成四、人情冷暖的角色心理第三节
中国民俗的传承特征一、纵横交错的社会普同二、约定俗成的模式整合三、乡缘风土的人际协调四、扬弃流变的今古贯通第五章
知识共同体与民俗分类第一节
民俗文化类型评估一、推己及物的原始混融二、人类进化的双向回流三、庙堂江湖的交互渗透四、民俗非遗的异同辨析第二节
民俗学的分类探索一、问题为中心与整体性思维二、域外学者对分类的探索三、神州前贤对分类的尝试第三节
知识共同体与民俗学分类一、非遗五部类与民俗学分类二、肇建民俗知识共同体三、民俗学分类之我见第六章
超越冲突与复苏融合第一节
超越主体心理的复苏一、人的主体性与超越性二、民俗意识的超越三、超越还是变味?四、民俗与心理躁动第二节
民俗冲突与多元共生一、个体行为与群体的调适二、华夷同风与一体多元三、胡化与汉风的相得益彰第三节
民俗交流与民俗变异一、隔离机制与交流形式二、积累蔓延与民俗回归三、生活观念与层次推进四、观念萌动与向往未来第七章
民俗的物态与非物态第一节
物态象征的丰富世界一、物质劳动与礼俗空间二、农耕器具的民俗意义三、节气文化与民众生计四、物态与非物态的相辅相成第二节
物态背后的丰富内涵一、物质生产的伴随物二、消费习俗的程式化展现三、看不见的手和无声的调节第三节
凝聚在物态上的非物态崇拜一、复活再生的法宝二、崇拜:双重的无意识三、精神偶像:天、神、人四、现代迷信的根源第八章
民俗中的个体与群体第一节
个体在民俗中的位置一、彷徨中的个体生命认知二、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三、个体与群体浇铸的特殊性第二节
和谐共存与和而不同一、狠斗私心一闪念与君子之交淡如水二、和而不同的独立人格观三、馈赠礼俗在交往中的流变四、人际交往的颠覆效应第三节
乡缘地理与交感网络一、五缘与民俗传承二、认老乡的文化意义三、姓名文化与谱牒之学四、家族家教家风家义第九章
民俗行为与核心价值第一节
民俗行为与人格塑造一、外圆内方的处世信条二、整体统合与个性内敛三、和谐对称的造物象征四、道法自然的色彩喜好五、崇尚和顺的辟邪图腾第二节
民俗行为的心理基础一、群体感染与群体暗示二、从众效应与时尚流行三、东施效颦与盲目模仿四、美学理想的自然流露第三节
中国民俗与核心价值评说一、经典价值观对民俗的影响二、中国民俗的核心价值内涵三、易经术数中的价值学说四、中和方圆的价值解析

正因为中国礼仪深深地扎根于民间,扎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以,它有着特别深厚的根基,有着特别强大的生命力。从仍然存在于当代人们生活实践中的礼仪人手,无疑是礼仪文化研究中一个具有创造性的大突破。这也正是仲富兰教授长期重视中国民俗文化研究,对各种民俗如数家珍、特别熟悉的结果。

  
从夏礼、殷礼算起,礼在中国已有四千年历史。周公制礼作乐,形成了西周特色的礼乐文化,对中国成为礼仪之邦产生深远影响。其后,礼的形式与内容都代有损益,但本质特征可以说一以贯之。《荀子·礼论》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則不能不争;争則乱,乱則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说的就是礼的缘起。荀子这里强调的是,礼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让人们懂得如何“度量分界”,知道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度。据此,荀子说:“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

其二,本书以礼敬人生为主轴,揭示了对人、对人生、对人的生命、对人自身的传承的尊重、敬畏、爱护,方才是中国礼仪的内在灵魂和根本精神。

  
《礼记·礼运》从人这一生命体的根本特征论及人们在家庭、社会及国家等伦理性实体中必须承担起相应的伦理责任,绝不是随意为之,“必知于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礼运》就此具体解释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礼的作用,就是治人七情,修人十义,成人利,去人患。《礼运》还指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凭借礼,深藏于内心之中的美恶方才能够测度,方才能够有针对性地加以治理。

世界绝大多数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都和统一宗教和统一教会密不可分。但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特点,恰恰就是从来没有以这样的统一宗教统一教会为主轴。中国所重视的知识,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是以人们现实的实际生活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而不是以达到彼岸神的世界为终极目标。中国传统的知识谱系,也不是以物、以人与物的关系为中心,而是把人、人生、人的传承、人的生命、人的现实生活放在第一位。这正是中国礼仪的内核。中国礼礼仪所凸显的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爱护,对家庭的珍惜和尽责,对社会交往和各社会自组织的关心和担当,对国家及天下的守护和忠贞,都体现了这一内核。

  
于此可知,礼,不仅是国家的自觉行为,更是各种社会自组织的自觉行为,是每个家庭的自觉行为,是伴随着每个人生命成长全过程的自觉行为。只要国家仍然存在,社会联系、社会自组织仍然存在,家庭仍然存在,人的身体与生命仍然存在,礼就不应缺位。《礼运》因此告诫说:“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故坏国、丧家、亡人,先去其礼。”《礼记·曲礼》中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这都非耸人听闻之词。

每个人的个体生命一旦形成,便会产生需要、倾向、热情、私见、幻想等等主观意志,这些主观意志既源于人自身的生命体验,又受制约于个体生命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表明对个体生命珍惜、尊重和精心爱护的礼,因此便集中于对人的主观意志及其与社会的联系的各种预期。婴儿出生后,有三朝、满月、周岁等礼仪庆贺新生命的诞生。周岁时有“抓周”仪式。以后每年都要在生日那天庆生。男子的成人礼是冠礼,女子的成人礼是笄礼。成人礼在人生中非常重要,它标志着自此就要承担起一个人所应承担的全部责职。《礼记·冠义》说:“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人到了老年,辛劳了几十年,要受到各种优待和礼遇。人去世时,必须举行丧礼,表达对死者的哀思。凡此,都凸显了人的生命具有崇高价值,而个体生命的价值则和他们自身的生命体验及他们在社会联系与社会实践承担了或尽到了什么样的责任紧密结合在一起。

   中国传统责任伦理在百年三大挑战的浴火中重生

家庭是社会由以存在的基础。每个人的个体生命诞生于家庭之中,最初的教育、成长,也是在家庭之中。婚姻是组成家庭的决定性因素,它使伦理性的爱具有恒定的意义。婚姻使双方组成一个人,双方抛弃自己自然的和单个的人格。敬老爱幼也是家庭生活的重要部分。家庭需要财富或资源来维系,财富或资源的取得及如何分配、如何使用,便成为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家庭中的礼仪,用以规范父子、夫妇、兄弟等家庭各成员之间的关系。包括晨昏定省之礼、祖先祭祀之礼、饮食之礼、婚冠之礼、飨燕之礼、庆贺之礼、居丧之礼等等,目的都在于保持家庭和睦稳定及不断传承,如《礼记·礼运》所说:“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

  
中国传统礼治、传统责任伦理,近百年来接受了前所未有的三大挑战,在浴火中经受了涅槃与重生。

  
上个世纪前50年,中国经历中长时间的战争与革命的洗礼;随后,在1950-1970年代,中国又经历了一段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或全方位政治挂帅的日子。《论语·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当然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传统价值、道德、礼仪、信仰及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摧毁了长期有效地维系着这一切的各种传统社会自组织,进行了空前广泛深入的社会动员,使政治权力得以首次直入到社会最底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实际上是以高度强化与扩大了的社会二元化或裂分化为前提。道之以政,是以政治信念、政治信仰、政治信任为其凝聚民众、动员民众的主要手段,而其一旦在实践中被证实背离生活实际,就必然会导致严重的信念危机、信仰危机、信任危机,从而丧失其凝聚力、动员力。齐之以刑,依靠的是政治高压、不讲情面的持续斗争和对受压方不受法律约束的专政,这虽能在短时间内奏效,但必然会导致“民免而无耻”,便不可能真正解决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反而会一再激化。

  
伴随近代工业化、市场化经济的勃兴,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整个国家转向集中全力发展经济,一段时间实际工作中由GDP挂帅,形成了“道之以利,齐之以律,民多欲而上下交征”的新局面,不免导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理想、道德、信仰、礼仪、责任、高尚的情操,在这一过程中被许多人抛到一边。物质欲望被激发、被释放、被纵容,而得不到有效的控制,结果,自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纵欲主义、拜金主义以及对生态环境肆无忌惮的破坏泛滥起来,并将越来越多的人席卷进去。众多得利者仍经常愤愤不平,总觉得自己没有获得更大的利益,愤懑情绪常常压倒了应有的理性思考。利益压倒一切,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社会新的两极化、多极化取向骤然加剧,引发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这些问题,依靠“道之以利,齐之以律”自身,显然很难有效解决。

  
在网络时代,海量信息的交互性传播取代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灌输式的单向度传播,巨大空间范围内的实时动态传播取代了以往时空相对有限的静态传播,以每个个人为主体的个性化传播取代了先前特定意识形态主导下高度同质化的大众化传播。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大数据日益渗透进公众的日常生活,网络成为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获取信息、交流心得、表达意见、提出诉求,乃至社交互动、进行社会动员的主要载体和主要手段。这就使后现代以下面一些最主要的特征凸显于当代中国社会:

  
其一,后现代是去中心化,人人成为自主体。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尚未实现社会普遍中产化,理性思维存在的缺位问题远未根本解决,又没有西方那样的宗教传统,情绪化的感性思维在人们思想和行为中常常上升到支配地位。去中心常常是形式上拒绝了外在权威、既有中心、事物的实在性、公认的合法性,实际上变成不能清醒地面对现实,而游离于客观实际之外;自以为高度自我,其实,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世界范围内各式各样真实的、虚假的、半真半假的海量信息所左右。

  
其二,后现代致力于消解整体性、稳定性、确定性,而代之以个别性、临时性、变动性。网络以其信息的量大、快捷、纷繁复杂,对整体性、稳定性、确定性进行了全面冲击。当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收入差距拉大,利益格局固化。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使人们在认识与应对外界事物和内在心性时,对整体性、稳定性、确定性的信仰,很容易转变为由利益个别性、临时性、变动性所主宰,由此而导致社会自身碎片化。

  
其三,后现代致力于解构本质主义,由此走向对于客观真理、价值与道德伦理体系及终极目标的全面怀疑和不断颠覆。网络从根本上动摇了社会意识单一化时代以传播者为主导的观念传播方式,越来越为交互性的意见传播、实时动态性的意见反馈、高度个性化的交互传播所取代,由此构成一种全新的网络“舆论场”,其为种种非历史的、非逻辑的、非理性的、爆发式的、情绪化的欲求广泛地蔓延,以及个人情绪化发泄和集体超理性狂欢的交汇,提供了异常广阔的空间。

  
百年来,在“道之以政”与“道之以利”和网络时代这三大挑战的浴火中,中国的责任伦理经历了一场真正的涅槃与重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舍生取义”等传统责任伦理曾激励人们奋勇前行,现在这些社会价值、人生价值体系纷纷分崩离析。这就使全面建设新的三位一体的德治、礼治、法治体系,成为今日中国刻不容缓的任务。

  
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的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知,而要使社会主义道德、理想、信仰、情操体系乃至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人生价值体系深入人心,变成人们日常生活准则,在今日之中国,同样决不能忽视礼治。《论语·为政》中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礼记·曲礼》中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对于道德、信仰而言,礼可以使它们具象化、制度化、俗世化、持久化,因为礼伴随着人从胎儿到死亡的生命全过程,渗透或融合在人们日常生活、民间习俗、普遍性的行为方式中,它可以起到像西方许多国家宗教力量、宗教信仰那样给人们以崇高理想和终极关怀的作用。同时,礼又可以有效地防止道德与信仰走向偏执与极端。《论语·泰伯》中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像恭、慎、勇、直这样一些优良的品德,如果没有礼的制衡,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对于加强法治建设而言,礼可以起到防患于未然的重要作用。《礼记·经解》中说:“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自来也。故以旧坊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而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汉初贾谊总结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时指出,秦王朝统一全国后,未能及时适应形势变化而调整自己的政策,一味信赖严刑峻法,而“违礼义、弃伦理”,“灭四维(礼、义、廉、耻)而不张”,遂使“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乱僭而无差,父子六亲殃戮而失其宜,奸人并起,万民离畔,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他认为,礼与法不能偏废,而应相辅相成:“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然而曰礼云礼云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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